改，回单位工作了。你收拾东西吧，我们送你回安华。”
于亚男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跟着老关上船。她走了也就走了，劳改农场没让她办任何手续，她很奇怪，问：“老关，应该有个什么手续吧？”
老关摇摇头：“不用，领导的话就是手续。”
她愈发困惑：“怎么是这样？”
老关解释道：“拘捕你时就没有什么手续，所以现在放你也无须什么手续了。特殊时期，也不足为怪。”
她哦了一声，平视前方，喃喃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感谢你……现在，我们可以算是同志了吧？来，握握手。”她伸出她因从事体力劳动而变得粗糙不堪的手来。
老关踌躇片刻，嗫嚅着厚嘴唇：“嗯，既然保留了你的党籍，我想，大概可以称同志吧。”他握住她的手，感觉她的手像一把灼热的铁钳钳住了他。
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，于亚男回到了离别四年有余的安华县委。既然是控制使用，县委副书记一职自然撤消了，她被分配当了一名勤务员，其工作内容，就是打扫办公楼和县委大院，为会议准备茶水，以及临时被办公室叫去油印文件，诸如此类。
一天她正在院子里清扫落叶，陶禄生走到她跟前，错愕片刻，唤道：“于书记。”
“陶区长，请叫我于亚男。”她说，脸色冷漠。一些枯叶如垂死的蝴蝶在她的扫帚驱赶下扑动着。这是她最后一次听人叫她于书记。
陶禄生是在去严书记家途中，与妻子的姑姑不期而遇的。不过此时他对这层关系还茫然无知。过去的县委副书记四年多不见，一见已变成扫院子的勤务员，他对此感到迷惑不解。他想询问几句，于亚男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，只好作罢，转身去见严书记。
严书记住在县委大院后面的平房里，门前有一个葡萄架。黄昏的阳光透过叶隙筛落在石桌石凳上。陶禄生刚坐下，严书记便亲自给他沏了一杯茶。陶禄生有点受宠若惊，捧着那杯茶不知说什么好。严书记手在他肩头轻轻拍拍，笑道：“小陶呵，我听老曹书记生前说过，解放前夕，他住在信义医院边养病边指挥策动县自卫团起义时，你爹在医院做义工，帮过他不少忙呢！他人还好吧？”
陶禄生这才松弛下来了，答道：“他已经去世几年了。”
“自然规律，不可抗拒呵。”严子刚说着，注视着他，“小陶，听说你对县委下达的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指标持反对意见？”
陶禄生敏感地分辩道：“不是持反对意见，是持保留意见。”
严书记瞥他一眼：“保留意见与反对意见差别并不很大。中央决定今年全国农业社要发展到一百万个，都像你这样持保留意见，怎么完成？给我说说那些保留意见，看有没有道理。”
陶禄生思忖一下说：“主要是，我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。每个区不少于五十个，而且每一个社不少于二十户，在我们那里，很难办到。”
严书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陶禄生说：“群众积极性不高，普遍的怕自己的田产充公。加上去年办的几个社产量不高，管理不善，没有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，群众对农业社就更没信心了，有的一听要入社，田里肥也懒得积，把耕牛也卖了。比如青龙镇的秦疤子是土改根子，分到土地后干劲很大，连续几年收成不错，基本上就丰衣足食了，但一动员他入社，他就没有了积极性。我觉得，让这部分农民自己多干几年，似乎对发展生产更有利。”
严书记神情严肃起来：“从某个人和某个局部来看，你的意见不无道理。但是我们必须以全局的观点来看问题。我问你，在你们区，有没有出现贫富不均、两极分化的现象？”
“有。有买田置地的，也有讨米逃荒的。”
严书记弓起指头敲着石桌：“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，也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。如果不及时制止两极分化，势必出现新的富农地主和新的贫雇农，革命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土地公有，集体经营，让所有农民兄弟加入农业社，走大家富裕的道路。这个道理，不知讲过多少遍了，为什么一接触实际情况，就抛之脑后了呢？”
陶禄生如坐针毡，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
严书记笑了：“你也不要太紧张，我不会扣你右倾保守的帽子。思想有偏差不要紧，只要听招呼，容易纠正过来。你一定要学会听招呼，听招呼也是一门学问，说白了，就是下级服从上级。我并不反对你独立思考，但不要别出心裁，显得自己很高明，那是要不得的。别出心裁往往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今天我也是给你打打招呼，提个醒。”
陶禄生出了一身虚汗：“严书记，我一定听您的招呼……可是，我的不同意见，是在区委会上提出来大家讨论的，很平常也很正常的事，有什么必要到您这里告黑状呢？”
严书记忙摆手：“人家汇报工作，怎么说成告黑状呢？他告了，我一打招呼，你思想就通了，这是好事嘛，不要往别的方面想……哎，小陶，我最近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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